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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拍 卖 的 意 思 自 治

刘楚文(liuchuwen88@sina.com)
——对一件拍卖公证定性的抗辩

我市某公证处曾对一拍卖活动予以现场监督公证。在拍卖过程中，报名时间截止时,仅有一人报名和交纳保证金，参与竞买，除此之外，别无第二家。在第二天的拍卖会上，拍卖人以拍卖公告发布的起拍价宣布与竞买人成交,拍卖成功，公证处经研究后，认为该拍卖行为并无不妥，便进行了公证，并出具了公证书。结果在公证质量检查时，该拍卖公证被认定为错证，理由是一人报名而进行拍卖，是不合法的。那么，拍卖活动中只有一个竞买人报名的拍卖究竟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呢,这个问题在我国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对这个问题，拍卖法也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商务部颁发的《拍卖管理办法》也未予以明文禁止，处于无法可依状态。
笔者认为，这种只有一人报名的拍卖既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原因在于，拍卖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行为，是平等主体之间订立合同的过程，既然无法可依，则应当根据法无明文不禁止的法律理念，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由当事人自己决定。而不能对其横加干预，妨碍其自由意思表示，从而达到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商品交往的快速、高效运行的目的。
一、拍卖是一个订立买卖合同的过程
《拍卖法》第三条规定：“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拍卖作为一种特殊的买卖方式，其订立合同的各个阶段以及影响合同订立的诸因素与一般集市贸易和超市购物是基本相同的。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有自己的一整套特殊的操作规程，比如报名登记、交纳保证金、公开竞价、底价保留等，这些环节都是由法律直接作出规定的，其目的是维护交易秩序，促进交易安全，实现交易利润最大化，保障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最终实现公平、正义。
拍卖的这些特殊规则和程序作为订立合同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或特殊要求，具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拍卖公告。拍卖公告作为要约邀请，一般包括拍卖会举行时间、地点、拍卖标的物简介、展示时间、起拍价、报名截止时间和竞买保证金数额及其他注意事项等。这是由拍卖的特殊性质和内容决定的。因为拍卖大多是特殊物品拍卖，包括房地产、机动车、珠宝首饰、名家字画、文物等，与一般买卖行为中的交易标的物比较，大多具有较贵重、金额较大或者不能搬动等特点。拍卖标的物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必须通过拍卖公告的形式对标的物加以展示，这样有利于更多的人了解拍卖标的物，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竞买活动中来。
2、竞买保证金。因为有了多个竞买人，便产生了竞价的可能性，也因此有了拍卖会的必要性。由于举办拍卖会的费用和成本，也由于交易标的物所涉数额较大，为维护交易安全，于是，交纳竞买保证金也成为了必然。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竞买保证金并不一概是定金，只有拍卖人认可的最高应价者所交保证金可以认定为定金，竞买人不按成交确认书履行义务时，该保证金不予退还。
3、公开竞价。由于拍卖物品贵重、金额较大的特殊性，其买卖程序更为严格，环节更多，参与的人数也更多。不但拍品所有权人或处分权人将处置权利委托给了拍卖人，而且买受人也一般不直接与所有权人或处分权人接触。公开竞价的根本目的乃是最大限度实现拍品价值，这种特殊程序的设计是尊重市场规律的，最大限度维护了委托人的利益。在公开竞价过程中，各个竞买人的购买力和拍品的满足其独特需要的程度不同，其竞买行为和竞价心理也是各不相同的，各种因素互相交织，影响是微妙而复杂的。
4、底价规则。底价，也称保留价，它是拍卖委托人对拍品价款所定下的底线，是对委托人利益的最低保护，是委托人说能接受的最低价格。对于保留价的确定，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一是低于拍品价值，二是基本等于拍品价值，三是高于拍品价值。具体到拍卖时，竞买人最高应价未达到保留价，拍卖人应停止拍卖，该应价不发生效力；减价拍卖中，拍卖人报价到达保留价仍无人应价，拍卖师应停止拍卖，拍卖中止。但是，只要竞买人应价不低于底价，拍卖人有权选择成交。保留价的实质乃是委托人通过拍卖人间接与竞买人达成合意的底线，当竞买人的最高应价达到或超过委托人确定的保留价时，应认定这是交易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合同即告订立。
二、拍卖与招投标的区别
《拍卖法》与《招标投标法》同属于经济法体系中的竞争法。实践中，常有人根据《招标投标法》第二十八条“投标人少于三个的，招标人应当依照本法重新招标”的规定错误地适用于拍卖活动，并作为用来强行干预拍卖活动的借口。实际上，拍卖与招投标有着完全不同内容与性质。
1、合同内容。首先，无论拍卖还是招投标，本质上均是当事人双方订立合同的过程。对于拍卖来说，合同标的是较为单一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是特定的、已有的，也是固定和公开展示的。双方合意的内容基本上集中于标的物的价款上，属于最单一的交易行为之一。而招标投标所关注的除了价款之外，更重要的是技术或服务等其他因素。尽管在具体的招投标过程中会因为不同的招标内容而对价款与标的物要求有所差异，但招标投标活动对合同内容的总体要求与拍卖不同是毫无疑义的。这也是为什么拍卖活动中要约人可以通过口头的叫价或报价形式发出要约，而招投标要约必须以文字的标书形式发出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招标投标法明确规定投标人不得少于三人而拍卖法则不对竞买人数额作出限制性规定的原因。
2、竞争机制。竞争机制的不同，体现在要约可否随时修改调整上。拍卖要约是可以随时调整变化的，而招投标要约是静态固定的，基本是不变的，即使有所修改也是在各竞买人互不了解各自标书内容的前提下进行的。简单地说，拍卖报价是面对面的，竞争是直接的、对抗性的，而投标却是背对背的，竞争是间接的、非对抗性的。两种不同的竞争机制对竞买人和投标人的心理影响是不同的。
三、法律解释
法律适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法律作出解释。法律解释的基本前提乃是要符合法律精神和法治原则，最终实现公平正义。
1、增价与减价拍卖。拍卖实践中，增价拍卖方式是最常用、最普遍的拍卖方式。与增价拍卖相对应，减价拍卖方式较少使用，一般只有在大宗鲜活物品的拍卖时使用到减价拍卖的方式。在我国拍卖法中的一个缺陷是仅以增价拍卖的模式构筑既有增价拍卖又有减价拍卖内容的法律条文。如：第三十六条规定：“竞买人一经应价，不得撤回，当其他竞买人有更高应价时，其应价即丧失约束力。”还有第五十条“竞买人的最高应价未达到保留价时，该应价不发生效力”等。实际上，减价拍卖是一槌子买卖，拍卖人报价是要约，竞买人应价是承诺，不存在竞买人多轮报价的情况，反而是拍卖人多次报价。对此，我们应当认为上述条文仅仅是对增价拍卖的特殊规定。
2、公开竞价。拍卖法第三条对公开竞价作出了规定。对于公开竞价，也应有全面整体的理解，因为征集到的竞买人的多少，只是说明了该拍卖标的物在满足需要程度与购买人的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以及价格合理程度等方面的综合衡量指标的高低。当然，为委托人利益，拍卖人应尽量通过加大广告宣传力度、提高广告媒体级别、扩大公告发布的范围、延长公告时间以更广泛征集竞买人，增加交易机会，尽可能地实现交易利润最大化。但理论上还是存在用尽一切公示手段后仍只能征集到一个竞买人的可能性。即使重新拍卖，重新发布拍卖公告，重新包装宣传，仍然还是存在只征集到一个竞买人的可能性，甚至极端情况下反而一个竞买人都没有了，这样不是反而得不偿失吗？
3、人数规定。 从法律规定来看，拍卖法并没有硬性规定必须有两个以上的竞买人方可举行拍卖活动。同时，商务部颁布的《拍卖管理办法》第四十条也只是规定“下列情况，应当中止拍卖：（一）没有竞买人的……”。而并没有要求有了一个竞买人报名的拍卖也必须终止。根据一般法理原则，私法领域适用“法无明文规定不禁止”原则，作为规范和调整“特定物品和财产权利转让”的拍卖法，理所当然应适用这一原则。
法律解释的目的乃是要符合法律精神和法治原则，最终实现公平正义。而所谓实现公平正义，说到底就是在各种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利益主体之间权衡取舍，在利益分配格局中找到平衡点，妥善照顾各方利益，实现和谐共赢。拍卖法的基本原则是公开、公平、公正。既要最大限度实现拍卖利益最大化，维护委托人利益，又要保障拍卖人、竞买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如果过分偏向于维护委托人利益而忽视竞买人利益于不顾，将导致出现拍卖物无人愿买的局面，最终损害的将不只是竞买人利益，同样会损害到委托人利益，甚至整个拍卖行业和拍卖法律制度都将受到影响，这也是与立法初衷相悖的。
契约自由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石。对民事行为的不当干预不但扭曲社会经济生活规律，造成经济损失或者资源浪费，还暴露了管理者在丰富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面前的虚弱与无奈。其实质则是古代传统法律文化背景下刑法思想中“疑罪从有”的观念改头换面体现于带有行政管理色彩的拍卖法律思维中。在法无明文禁止得自由的法治社会，一个竞买人报名参加竞买的拍卖活动，在不违反低价规则的前提下，拍卖人以起拍价与竞买人成交是合法的。作为公证处在对拍卖行为进行仔细的法理研究和思考后，对该拍卖行为出具公证书是无可非议的。如果在不考虑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及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断然认定该公证为错证的话，恐怕只有这认定结论本身才是错误的。

(完)

述评：外资违法违规从事特许经营第一案判决

林晓 律师

2005年8月16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韩美艳诉北京印气巴谊印气健美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做出了判决，确认韩美艳与被告于2004年7月2日签订的《Inch by Inch CHINA特许经营合同》无效；判决被告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韩美艳加盟费十万元。这是自2005年2月1日《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施行以来，有关外资企业违反中国投资法律和相关规定从事商业特许经营活动的首个判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001年４月１２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禁止或者限制设立外资企业的行业，按照国家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规定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执行。”2002年2月11日国务院令第346号公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其附件。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其附件明确公布了“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的外商投资项目”，其中，在《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第六条（五）之3明确列明“特许经营和无固定地点的批发、零售：不迟于2004年12月11日允许外商投资”。因此，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的《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关于（一）佣金代理、（二）批发、（三）零售、（四）特许经营等商业领域，自“2004年12月11日起，允许设立外资商业企业。”（该《办法》第21条规定）。同时，2005年2月1日起施行的《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的，应向原审批部门提出申请增加‘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的经营范围”。

由此可见，根据以上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对特许经营外资市场准入的强制性规定以及根据上述上位法制定的《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的具体规定，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① 我国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在2004年12月11日前，外国投资者（外国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不得投资商业企业（独资或合营）从事商业特许经营活动，即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中国内地的商业特许经营市场是封闭的；
② 在2004年12月11日后，外国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必须通过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从事特许经营活动，同时，需要向原审批机关申请增加特许经营范围，即有关商业特许经营市场准入的时间、经营方式等存在限制性规定。

因此，外资企业在2002年2月之后在中国内地从事特许经营签订的合同均存在“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因素；同时，外资企业特许人在缔约时也不具有在中国内地开展特许经营的民事行为能力。

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因此，外资企业与中国加盟者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超越了外资企业的经营范围，应属无效。

长期以来，笔者始终持有上述观点（见《特许连锁系统的崩溃??当前特许经营合同无效化的危机》一文），并且，所阐述的法律意见在司法实践中均被合同对方当事人（特许人一方）所接受，因而在所有代理的30余件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件多以庭外和解方式了结，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是济南新大新对香港大快活（和解）、刘勇诉北京（韩国）金姬美（撤诉和解）、汪洁对北京阿呀呀（非讼和解）等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件，而此次韩美艳诉北京印气巴谊印气健美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是唯一一件诉至法院并走完诉讼程序的案件（目前由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尚未开庭的案件还有李某等诉永和大王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其主要原因也在于被告一方不接受非讼调解方式，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从律师的角度来看，诉讼结果将对特许人精心营造的特许经营体系发生不利影响，甚至发生连锁性毁灭打击，律师的职责不是要拆人家的庙宇，而是要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不过，从内心来讲，我始终在企盼着一个圆满判例的出现，以此推动我国特许经营法学理论的发展。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的判决终于使我如愿以偿。

在该判决中，法院认为：“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反国家限制性经营规定而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
印气巴谊印气公司系外资企业，其在中国境内的投资、获得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受中国法律保护，但其必须遵循中国的法律、法规，遵守国家有关禁止或者限制其从事的行业的规定。
特许经营是指特许者将自己所拥有的商标、商号、经营模式等以特许经营合同的形式授予被特许者使用，被特许者按合同规定，在特许者统一的业务模式下从事经营活动，并向特许者支付相应的费用。根据国务院《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及其批准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特许经营属于中国逐步开放的产业，列为限制类外商投资项目，并明确于2004年12月11日后允许外商投资。也就是说，在2004年12月11日之前，国家不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而印气巴谊印气公司与韩美艳在2004年7月2日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印气巴谊印气公司授权韩美艳使用其商标、商号从事运用特定仪器设备进行美体塑身的经营活动，属于国家限制其从事的商业特许经营方式，明显违反了上述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特许经营合同签订后，仅是韩美艳交纳了加盟费给印气巴谊印气公司，该合同并未进入实质履行阶段，即韩美艳没有用印气巴谊印气公司的商标、商号等从事经营活动。同时，印气巴谊印气公司至今未获得以特许经营方式在我国从事商业活动的批准。故综合上述因素，本院认为涉案的特许经营合同属于无效合同。
印气巴谊印气公司作为外资企业应该知道我国限制其特许经营范围的强制性规定，仍然与韩美艳签订特许经营合同，对于该合同无效具有主观过错，因此应当返还韩美艳支付的10万元加盟费，并赔偿韩美艳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以上见〈2005〉朝民初字的5967号判决第4-5页）

尽管韩美艳苦苦等待了将近半年，但她终于迎来了法律的胜利，维护了自己的权益。我们在为韩美艳庆幸之时，也为中国司法走向公正并有着具有智慧的新一代法官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本判决的法律意义在于，第一次以司法裁判形式确定了外资企业从事特许经营“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反国家限制性经营规定而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同时，《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等根据上位法制定的部门规章，也是人民法院审理特许经营合同纠纷的判决依据。可以说，本判决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即“在参照规章时，应当对规章的规定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判断，对于合法有效的规章应当适用。”
另一方面，由于《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有着“本办法施行前已经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的外商投资企业，应将已开展业务的情况向原审批部门备案，继续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的，应按本章规定的程序办理相关手续”的规定（第三十六条），所以引起许多人的误解，以为在该《办法》施行前违法违规从事商业特许经营的外资企业，只要补办行政许可手续就可“转危为安”，违法违规操作者与加盟商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也会“化险为夷”。这种认识的错误在于，首先，拥有外资特许经营行政许可权利的商务部（或商务局），并无权审查或裁决特许经营合同是否有效，认定特许经营合同是否有效的裁判权在于人民法院。
其次，尽管在我国合同法有关合同无效的认定中加入了国家干预的色彩，但是，合同法到底是要尊重契约自由与契约自治原则的，为了维护经济关系的稳定，主张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权利仍然在于合同当事人；因而，在外资企业违法违规从事商业特许经营活动中，其与加盟者订立的合同是否有效、是否可被撤销，属于具体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应由合同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主张并由法院裁决。
第三，一个基本的法理，民事行为的有效性取决于民事行为发生时是否具备法律要件，这样，即使在后补办增加“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的经营范围，也无法对抗在前合同无效的因素。
对于以上认识在本案判决中虽然没有明确表述，但是，据了解，主审法官已然综合考虑了上述因素，并走访了商务部主管部门询问了有关《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适用的意见。因此，可以说，本案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对因《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36条产生的误解进行了释明。


作者单位：北京市博融律师事务所特许经营部
有关该案的判决：特许经营律师网 http://www.fclaw.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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