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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诱惑调查有其存在的空间，特别是对于“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有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及其实践基础。但是行政诱惑调查是一种职权主义调查，如果不予以严格的规制，就有可能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法治社会，只有法律才享有崇高的权威，社会调控的基本手段就是通过法律对社会各项事物作出规定，然后按照规则良好运行。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法律的手段，对社会进行调整，特别是对权力进行控制。所以，对行政诱惑调查进行法律规制，能够有效地起到调节作用，一方面使行政诱惑调查的运用发挥提高行政效率、查处行政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又使行政诱惑调查的行使不侵犯公民、法人等的合法权益，达到两者间的平衡，也符合现代行政均衡理论之要求。

　　一、适用行政诱惑调查的条件特定

　　1、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主体特定

　　行政调查的首要原则是职调查原则，这一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行政调查必须遵循法定的权限规则，即一定的行政调查只能由相应的行政主体来进行。行政诱惑调查属于职权主义调查，其实施主体理应是享有行政执法权之主体，而不能是其他任何公民和组织。但是，在我们实际的行政执法中情况确并非如此，在上海查处“非法营运”车辆过程中，实施引诱、使被调查人落入陷阱的往往是公民“钓钩”，这些“钓钩”由“钓头”招募的，用来实施引诱行为，使司机落入诱惑调查中，“钓头”则直接与交通执法部门接触。而现实中由这些“钩子”群体实施的诱惑调查行为就确产生了不少问题，那我们该如何对其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完善对行政诱惑调查主体的规制。

　　公民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影响。第一，“钩子”群体在利益驱动下，往往不择手段实施诱惑行为。公民只有在有利益可沾的情况下，才会积极地去实施诱惑调查行为，据有数据表明，执法部门一般与“钩头”谈好，抓一辆黑车给500元，200元归钩头，200元给钓钩，100元作为执法人员的回扣。 并且在上海部分地区的交通执法部门还推出奖励举报制度，对举报“黑车”成功的公民可获得百元现金奖励。在此制度下，从而催生了以“举报协查”为业的人员，职业、半职业协查人员数量增多。“那些专门靠诱惑调查吃饭的人容易不择手段诱人实施违法行为”， 由此所造成的这种负面影响必须受到重视。第二，公民因实施行政诱惑调查而造成的伤害问题。如曾有一个案例是这样的：某日中午，一辆轿车驾驶到某某城市修理厂门口时，被执法人员围住，僵持一段时间之后，执法人员砸破驾驶员处的车窗玻璃，试图强行打开车门，不料此时司机拿起刀具，向坐在旁边的女乘客的颈部和胸部连刺两刀，经抢救无效，这名女乘客不幸身亡。后经查明，这名司机乃是涉嫌非法营运的“黑车”司机，事发前这名女乘客正是在帮助某区执法部门查获“黑车”搜集证据。死亡的“女乘客”是“一名从事举报的协查人员”。但是对其死亡性质的认定则存在问题，将其认定为“因公死亡”有些难度，因为她本身的行为与交通执法部门并无法律关系。对公民由此而造成的伤害问题又该如何认定呢？这就是由公民实施诱惑调查所带给我们的思考。

　　但是，从客观上看，由公民实施诱惑调查确实对查处违法行为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在查处“黑车”过程中确实创下不少功劳。龙宗智教授也指出：公民的行为动机不决定行为的法律性质。也就是说，无论公民是出于维护法纪的责任感，还是由于为获举报奖的利益驱动，都不影响其行为的合法性。因为法律不同于道德，它针对的只是人的社会行为，而不是他的思想动机。这与为索赔而打假系合法行为同理。而且国家应当鼓励而不是抑制公民与违法行为作斗争。

　　综上，行政机关是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主体力量是毋庸置疑的，这是行政机关所享有的权力，同时也是行政机关应尽的义务。但是，在行政诱惑调查的过程中，能否借助普通公民协助实施行政诱惑调查？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现实问题，由于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有限性，在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单单凭借行政机关的力量，可能无法完成调查任务进而使其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在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有权行使强制力使公民协助调查，参与调查的领域限于举报、提供线索等，而不能是不择手段地实施引诱、诱导被调查人实施违法行为。同时，在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情况是行政调查机关无权应对或无法应对的，根据国家机关各部门分工合作及互相配合原则，行政调查机关也可请求其他机关和部门给与协助调查。如葡萄牙《行政程序法规定》：主管机关可以授权其下属机关主持调查，也可以委托其他行政机关代为调查。奥地利《行政程序法》规定：主管行政机关可委托公设鉴定人或法院调查。

　　2、行政诱惑调查适用情形特定

　　鉴于前文对行政诱惑调查价值的分析，“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具有正面价值，“犯意诱发型”具有负面影响。所以，对行政诱惑调查的适用情形，在法律上应该明确排除“犯意诱发型”诱惑调查的适用，限于特定的“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的适用。因为，有学者对“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的合法性还尚存疑问，但对“犯意诱发型”诱惑调查不具有合法性是确定的。 同时，在刑事领域，世界上各国的做法都是，在法律上承认“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持有否定态度，在此种情形下，被诱惑人享有陷阱抗辩之理由。在行政调查过程中，如果允许犯意诱发型行政诱惑调查，就意味着社会上的任何公民和组织都有可能成为被调查的对象，行政执法人员可以漫无目的、随机地抽取被调查人，这样的法律实施是不理性的，也不能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所以，将行政诱惑调查只限于“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也就意味着，只有在有一定证据证明被调查人有违法行为嫌疑时，或虽没有实施违法行为，但有迹象表明已经具有违法意图的，才能实施行政诱惑调查。只有这种行政诱惑调查才是对已经存在的违法行为的反应，目的是为了恢复已遭破坏的社会秩序，或使准备实施的违法行为扼杀在摇篮中，这能既保护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又节约执法成本。但这里会产生的一个难题，那就是行政调查主体如何判断被调查人员在此之前已经具有违法意图。对于这个问题，前文已有论及，从学理上，根据主观与客观标准，可以明确地区分在行使行政诱惑调查之前被调查人是否具有违法意图，但在实践中，判断被调查人是否具有违法意图，只能由行政调查主体进行判断，而且必须在实施行政诱惑调查之前判断出其是否有违法意图，之后行政调查主体才能决定是否实施诱惑调查，这就使判断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我们知道，被调查人是否具有违法意图，是一种主观心态，我们也不能要求行政调查人员能探知到被调查人员的主观心理，因为他们不是心理学家，不能知晓被调查人在何时何地会有违法意图。所以，行政调查人员要判断一个公民是否具有主观违法心态，只能从他实施的行为进行推知、进行判断。在行政诱惑调查之前，行政调查主体根据其他方法获得的相关信息，被调查对象正在或准备实施相似的违法行为，从而判断其具有违法意图。这种判断一般适用于违法行为具有连续性和反复性特征。另外，由于行政特点决定，在行政程序中，对行政事实及证据的认定证明标准可以低于诉讼程序。同样，在行政诱惑调查程序，行政调查执法主体对被调查人是否具有违法意图的判断标准，也不能像刑事程序中的那样严格，只要达到合理、可以具体指明嫌疑的程度即可。马怀德教授在他《行政程序立法研究及其理由说明》书中提到，“行政机关对事实的认定可以采用自由心证原则”。也即指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以及案件事实的认定，均由主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良心、理性自由判断，形成确信的一种证据制度。 在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程序中，对被调查人员是否具有违法意图的判断，是一种主观思维过程。行政执法人员通过一些行为迹象的存在为前提，运用行政执法的经验、良知和理性对被调查人员进行判断，而不单凭“自由”心证判断。这与追求程序正义与“保障人权”理论是相适应的，本质上与行政程序法一致。

　　二、行政诱惑调查的程序限制

　　制定程序规则是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调查行为进行控制的有效手段。无论何种类型的行政调查，符合程序规则是法治主义的必然要求。“法治与程序是不可分离的，没有程序，法治的理念与要求无法转化为法治规范；没有程序，法治的规范与原则无法转化为法治现实”。 行政调查与公众的权利密切相关，行政诱惑调查作为一种非常规的调查方式，更容易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对行政诱惑调查加以程序上的规制，对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有着重要意义。行政诱惑调查是行政调查主体采用的一种特殊手段，其程序规则的限制与一般行政调查规制有相同之处、也有特别的地方。

　　1、启动程序

　　对行政调查的发动一般有行政主体依职权主动发动和依申请决定发动两种启动模式。我国有关法律对行政调查的发动做了明确的规定，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8条规定：“公安机关在受理报案、控告、举报及投案后，对认为属于违法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立即进行调查，……”。国外许多行政调查立法规定了行政主体依申请发动行政调查的类型。如《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24条规定：“提出的申明或申请属于行政机关负责调查的范围的，行政机关不得以申明或申请本身不准许或不具理由而拒绝接受”。在日本，法律也授予权利主体一调查请求权，如《消费生活用品安全法》第93条规定：“当消费生活用品的安全性存在问题，认为有可能对一般消费者的生命或健康造成危害时，任何人可以向主务大臣提出申请要求采取适当的措施，主务大臣在收到申请后作出决定进行必要的调查”。

　　行政诱惑调查属于职权主义调查，根据职权主义原则，行政诱惑调查的发动应当由法律赋予行政调查权的行政主体依职权进行。但是，由于行政执法人力、物力及财力等资源的有限性，社会上行政违法现象的增多，且隐蔽性强、复杂程度高，行政诱惑调查也不排除依申请决定发动。行政违法现象与广大民众直接接触，公民可以了解到一些行政调查主体无从了解的信息，在此情形下，公民向行政主体申请进行行政诱惑调查，行政主体必须对申请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启动行政诱惑调查手段。但是，在启动行政诱惑调查程序之时，必须注意的是，行政主体必须穷尽其他调查手段，当其他一般调查手段不能达到调查之目的，方可适用行政诱惑调查。行政诱惑调查的运用虽然能以低成本、高效率地收集到更多行政违法行为的证据信息资料，但倘若运用不当就容易造成对被调查人的伤害。所以对行政诱惑调查的运用必须慎重，当其他一般的行政调查方法能够达到调查目的的情况下，一般不启动行政诱惑调查，行政诱惑调查的发动只是作为最后一种调查手段。

　　2、批准程序

　　行政诱惑调查程序发动之后，还必须得到相关机关的批准之后，才能实施。行政机关执法人员认为对于某个案件需要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情况下，应当按照按照正常的行政程序立案，然后根据案件的具体性质制定行政诱惑调查的方案，该方案的具体内容应包括：案件的性质、确定的被调查对象、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必要性及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时间、地点和人员，如何进行“诱惑”，是否需要其他机关部门协助等。制定完成行政诱惑调查之后，报请有关机关批准。鉴于行政诱惑调查的非公开性及容易造成对相对人权益的影响，行政诱惑调查的批准机关应该是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上级机关，且必须规定严格的审批程序。

　　但是，不管是由上级行政机关审批、还是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都是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机制，这种机制控制行政权远达不到由中立的第三方法院控制行政权的程度。国外的对行政调查的实施采取“法官令状主义”值得我们借鉴。所谓“法官令状主义”是指调查的实施需要需要法官签发检查令或搜查令方可进行。 法官令状主义源于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的规定：公民的人身、财产及自由不受非法侵犯。所以在涉及对公民住宅、人身进行强制检查时，必须由法官签发搜查令才可进行。这一规定原本只在刑事程序规定，直到近些年来，美国法院通过判例逐渐将其援用到行政报告、行政检查及行政调查等问题上。 我国宪法第37、39条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用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体。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侵入公民住宅。”这一规定一般被理解为对刑事诉讼行为的要求。长期以来，我国只是对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的搜查需要严格的令状，而对轻微的违法的现场检查或人身检查不需要经过任何的审批程序。 随着我们对人权保障的重视，行政调查的恣意性及行政诱惑调查运用不当容易造成权益的损害性，可以借鉴“法官令状主义”在行政程序中的施行。但是考虑到行政程序的特殊性，对行政调查及行政诱惑调查，不能按照刑事程序中的严格规定，而采取“有限的法官令状主义”。对于一些特殊的行政调查案件，需要采用特殊方法的，由法院或法官作出决定是否批准行政诱惑调查的实施。法院处于超然的、中立的第三方地位，以司法权控制行政权，避免行政内部的审查与批准流于形式，对行政权的行使过程进行有效地监督，能更好地保护公民及其公共利益。

　　3、实施程序

　　在获得批准之后，行政诱惑调查的具体办案人员应当及时实施行政诱惑调查,并遵守一定的步骤。

　　首先，表明身份。表明身份，是指在进行行政调查时，行政执法人员主动向被调查人员出示有效的身份证明，包括工作证件、授权证书以及其他证明文件，以证明其具有进行行政调查的主体和行为资格。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在实施调查之时向被调查人表明身份，其行政法的意义在于，通过表明执法身份，从外在形式意义上说明执行公务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使被调查人产生协助调查义务，如果事实上被调查人妨碍执行公务，则可依据有关法律追究其相应责任。更为重要的是，从宪法意义上讲，是公民知情权的内在要求，促使公民由以往的纯粹客体向积极行使参政权转变，极大地提升了公民参与行政管理的程度，积极地推进了行政民主化的实现。但是，在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其表明身份的时间与一般行政调查稍微有不同。在一般行政调查过程中，行政调查主体往往是在进行调查之前、准备进入调查时向被调查人表明身份。而由于行政诱惑调查非公开性，行政执法人员通常是通过隐瞒身份进行调查，才能获得真实可靠充分的证据。因此，在行政诱惑调查之前就不能向被调查人表明身份，以免暴露真实身份收集不到证据资料。但又因为表明身份极其重要性，它是行政程序过程中的基本要求，行政诱惑调查若不遵守这一程序，其调查结果的正当性就会受到怀疑。所以，实施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行政执法人员应在调查完毕、作出后续的行政处理决定之前向被调查人表明身份。这样一方面遵循行政程序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实现行政调查之目的，符合程序合法性、结果合理性的要求。

　　其次，说明理由。说明理由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作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时，必须向行政相对人说明其作出该行政行为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以及进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的政策、公益等因素”。 向被调查人说明理由是保护公民知情权和参政权的体现，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能够获得被调查人的理解、支持与协助， 实现行政正义的有效途径。“给予决定理由是行政正义的一个基本要素，因为给予决定的理由是正常人正义感所要求的，这也是所有对他人行使权力的人一条健康的戒律”。 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行政调查主体在作出后续行政处理决定向被调查人说明理由，可以缓解被调查人的抵触情绪，更好地配合行政执法人员完成相关的调查取证工作。随着现代政府执法方式向文明执法方向的转变，行政程序过程中的说明理由就能充分体现从“暴力执法”向“文明执法”的转变。行政执法人员不是使用暴力强行执法，而是服之以理，这样的执法结果更具有信服力，提高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程度。而不是像行政执法人员在查处上海非法营运车辆过程中，强行拔下被诱惑司机车钥匙，不向被调查人做任何解释，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使被调查人在不知情与强迫下对行政处罚决定签字。如在孙中界案件中，在没有向孙中界说明任何之理由时，行政执法人员就拿出调查处理通知书、扣押证等凭证要求其签字。而当孙中界看到“该车无营运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业务”的字样后，就拒绝在上面签字，拒签之后的结果是孙中界被要求不得离开，直到孙中界要上厕所，万般无奈之下，才签了字，执法人员才让其离开。

　　再次，听取当事人意见。听取当事人意见，尤其是在行政主体要作出对行政相对人不利行政决定前，必须听取当事人意见，这不仅是行政主体在行政调查程序中获得相关案件事实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同时也是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给予当事人主张权利和提出申辩的重要机会。听取当事人意见作为一项调查程序的基本制度在各国或各地区行政程序法中都得到了明确的规定，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2条也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调查结束之后，向被调查人作出不利行政处理决定之前，必须听取被调查人的陈述和意见，以期实现“最低限度的公正”，最低限度的公正概念源于这样一种信念：某些程序要素对于一个法律过程来说是最基本的、不可缺少的、不可放弃的。这些程序至少包括：程序无偏私地对待当事人；在行使权力可能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不利影响时必须提供某种形式的表达意见和为自己利益辩护的机会；以及说明理由。 我们仍以上海孙中界钓鱼执法事件为例，倘若行政调查主体在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能够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给予其表达意见的机会。行政调查主体就能获悉当事人并非正从事非法营运，而是心存善念，是助人为乐的行为。在得知这些信息的情况下，行政调查主体结合相关证据可能不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也不至于导致孙中界自砍小指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为自己的助人为乐行为而感到万分遗憾，冲击了广大公民的道德情感。也就不会发生交通执法部门公开向孙中界道歉并向其提供赔偿。这也足以充分证明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听取被调查人的意见的重要性，一方面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树立政府良好形象。

　　三、加强行政诱惑调查的法律救济

探索中国法官培训之路
——“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究”研讨会之思考
邹宗翠

　　2000年4月24－29日，国家法官学院召开“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包括国家法官学院各教研室教师、全国法院业大各分校专职副校长及部分教师。最高法院副院长、国家法官学院院长曹建明同志在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会议请来了一些在法官培训方面颇有造诣的专家作了专题报告，刚从加拿大学成归国的国家法官学院青年教师也介绍了他们在加拿大学到的先进的教学理论和方法。笔者作为赴加学习的青年教师中的一员，在研讨会期间，除了做题为“西方法学教育革命”的报告外，还置身会议其中，耳闻目睹，对本次研讨会的议题乃至更大范围的中国法官培训这一整体议题都有了一些思考。
法官培训的必要性、紧迫性
　　正如法官学院院长曹建明同志在本次研讨会开幕式上所讲，法官培训的任务迫切而艰巨，而且这种迫切性艰巨性又因为新形势下对法官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而加剧。当前我国已将依法治国定为基本方略，司法系统正在全面推进司法改革。在整个国家法制建设的进程中，法院的审判工作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法院审判工作的良好运作，除需要有健全的法律和司法制度之外，更有赖于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可以说，培养高素质的法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回顾我国法官培训工作的历程，可以肯定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非常重视法官的教育培训工作。1985年和1987年最高院分别创办了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和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并相继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业大分校。法院业大和法官培训中心为全国法院系统培养了大批的法律人才，使我国法官队伍的总体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为我国的法制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我们同时看到，我们过去所进行的培训，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补课”，即主要是为那些没有接受过系统法律专业培训，或没有接受过正规高等法律专业教育的法官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但是这种培训与我们培养高层次、高素质法官队伍的目标还相距甚远。
　　当今社会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全球一体化，社会现象的更新，新法律法规的层出不穷，都向我们的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法官队伍的总体水平还不适应党和国家提出的要求。因此，为法官提供多层次、多方位、高质量的培训，就成为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项迫切任务。最高法院充分认识到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1997年设立了国家法官学院，它的设立标志着我国法官培训事业开始步入正轨；近期内各业大分校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将转轨成为各地的法官培训中心或法官学院，这将使我国的法官培训工作更加系统、更加完善。
法官培训的含义和中国法官培训的定位
　　本次研讨会请来了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志铭、最高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张军和清华大学教授王晨光就法官培训问题谈了各自的见解。
　　张志铭同志指出，首先应对什麽是法官培训做出界定。法官培训，顾名思义，就是对法官的培养和训练。但这一含义还可进行广义和狭义的理解。一种是严格意义上或狭义的法官培训，指对在职法官甚至包括法院工作人员的继续教育；另一种是广义的法官培训，它包括通过一个培训或教育过程把一个普通人造就为一名法官，即所谓的职前培训。可以认为，对“法官培训”的不同理解，决定了法官培训功能的不同定位。
　　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在法官培训方面和在法律的其他方面一样存在着差异，德国、法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人士倾向于从广义的角度谈法官培训，而美国、英国等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人士则更倾向于从狭义的角度谈法官培训。这其中的原因大致可归纳为：在大陆法系，法官通常被认为是有计划的教育或培养的结果，拿德国为例，司法官（包括法官）培养和训练的全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大学法学教育、实习期教育、见习法官教育和法官继续教育。其中前两个阶段属于普通法学教育，属于任职前的培训；后两个阶段属于任职后的严格意义上的法官培训。在一个人从事法律职业（包括法官）之前，一般须经过大学法律院系的法学教育和专门的司法职业训练。这种大学法学教育和司法职业培训可能成为一个人进入法官职业的“直通车”。而在普通法系，法官则是职业教育和自由实践的结果，是在专门的职业教育（如美国的法学院，英国的律师学院）的基础上，经过从事律师等其它法律职业的实践后才可能成为法官。在这些国家，没有环环相扣的法官培养体制，没有培养法官的“直通车”，而是更注重在造就法官过程中实践和经验的重要性。就在职法官的培训来说，重在法律知识的更新。
　　从中国《法官法》就“法官培训”的规定和现实的培训实践看，我国的法官培训应做法官培训的狭义理解，指对在职法官的培训。这一点同美国等普通法系国家的做法相类似。但是，我国的大学法律院系的法律教育却不具有美国法学院那样的职业指向或特色。我国的大学法律院系的法律教育与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大学法律教育相似，都是职业指向不明确的普通法律教育，但在德国等国家，这种普通法律教育却可能成为进入法官职业的“直通车”，而中国却没有这种“职前训练”。因此，我国的法官培训必须做这样一种思考：要麽继续维持对“法官培训”的狭义理解，同时强化大学法律院系法律教育的职业指向或特色；要麽扩展“法官培训”的含义，使其具有与普通法学教育相衔接的“职前训练”的内容。
　　基于上诉思考，应如何定位我国的法官培训呢？这一点还要从最高院“2001年－2005年全国法院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征求意见稿）和“法官培训条例”中寻找答案。“法官培训条例”将法官培训分为任职、晋级、续职资格培训以及其他培训，因此可以说，我国的法官培训从长远讲是限定于对在职法官的培训的，但考虑到我国地域差异造成的法院干部的知识水平的差异，以及法院干部构成的复杂性，法官培训仍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承担类似于大学法学教育的“补课”性质的任务。虽然如此，最高院提出的法官培训要完成三个转变，即由学历教育向岗位培训的转变，有基础法律教育向高层次法律教育的转变，由知识型法律教育向能力型、素质型法律教育的转变，说明了我国法官培训的长远追求是对法官的在职培训，是要培养专家型、复合型的法官队伍，实现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贺卫方教授在他的报告中介绍了日本司法研修所的情况，并对其于我国是否有借鉴意义做了评价。他的介绍也提出了法官培训的定位问题。
　　在日本，所有的法律业者（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在开始职业之前，都必须经过司法研修所的训练。承担法官培训任务的机构是司法研修所，它属于最高院的一个下级机构（这一点与我国相似），其培训对象包括两部分，一是法律学徒，即那些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并被接纳到研修所研修的人员（一般为大学法律毕业生）；一是接受在职培训的法官。之所以法科学生在完成了大学本科教育之后还必须进行专门的培训，是因为本科教育还不足以造就一个能够初步担当法律事务的人才。日本的大学法律教育不止是培养将来从事法律职业的人才，还有许多毕业生将成为政府官员以及公司雇员。大学教育的核心是让学生理解法律的基本原则，而较少涉及法律的实际应用。因此，那些选择从事法律事务的毕业生便需要在任职前再接受实践性的训练。
　　贺卫方指出，我国的大学法律教育与日本极为相似，大学毕业之后的实务性训练非常必要。在我国，实际上也有类似的训练，但却都是在进入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之后进行的。例如，大学毕业生“分配”到法院，丛书记员干起，书记员虽然也是一种职称，但也可以说担任书记员的过程是一种特殊的研修过程。不过，这是一种千差万别的过程，训练内容、标准等都没有统一的要求，无法完成培养素质、技能相对平衡的法律家阶层的使命。他呼吁，在我国，本科毕业后的统一研修非常必要。
　　目前，我国司法机构改革正在进行，各地法院都在试行书记官单列制度、终身制度，国家法官学院于今年秋天将迎来首批书记官班的学生，那麽在这种局面下，大学法律本科毕业生分配到法院工作后的地位问题已侍待解决，贺卫方的提议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一定参考价值。今后我国的法官培训是否也应包括对大学法律本科毕业、有志于从事法官职业的学生进行的职前培训？这个问题有待制度制定者做出决定。
法官培训的任务和内容
　　要回答我国法官培训的任务这一问题，莫过于到“2001－2005年全国法院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中寻找答案。该文件是全国法院第三次教育培训工作会议文件之一，目前还是征求意见稿。该文件将我国法官培训的任务分为三部分：岗位培训、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培训、本科与专科学历教育。
　　岗位培训包括五部分：1．初任法院院长、副院长任职资格培训；2．初任法官任职资格培训；3．晋级资格培训；4．续职资格培训；5．其他培训。
　　岗位培训贯穿了法官任职的全过程，是法官终身培训。1）初任法官的，须在通过初任法官资格考试后，接受初任法官任职资格培训。不参加培训或培训不合格者不得上岗。对于初任法官的培训，国家法官学院已于去年成功地举办过初任法官培训班，全国范围内的初任法官在法官学院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2）法官每三年须参加一次续职资格培训，不参加培训或培训不合格者不得继续履职。3）晋升高级法官的，须先行接受晋级资格培训，培训合格者方可晋级。4）凡新调入法院，拟任各级法院院长、副院长的，许接受任职资格培训。不参加培训或培训不合格者不得上岗。5）法官培训机构要根据工作的实际需要，适时举办政治形势与理论培训班，新法律、法规培训班，审判与社会专题研讨班，专项业务研修班等法官短期培训班。以上这五个环节丝丝相扣，可以说，通过以上这五个环节的培训工作，对于法官的素质的持续性要求可望达到。
　　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培训包括三部分：专家型法官的培养；复合型法官的培养；推进研究生教育。专家刑法官指的是具备精深法律专业知识和丰富审判实践经验的法官，要培养他们成为具有社会影响、在相关领域占有一定地位的人才。复合型法官是指既懂法律，又懂经济、管理、科技、外语、计算机等专业知识的法官，这样才能使审判工作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需要。培养研究生层次的高学历法官也是法官培训的一部分。
　　本科与专科学历教育在完成因历史原因造成的法院人员组成复杂而面临的“补课”任务后，应举办具有人民法院特色的专科学历教育，探索书记官等司法辅助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途径。
　　法官培训应包括那些方面的内容呢？根据最高院肖扬院长在国家法官学院高、中级法院院长副院长进修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的精神，对法官的培训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法官思想政治素质的培训；2）法官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的培训；3）法官的公正司法意识的培训；4）法官业务素质培训、知识结构的更新。
法官培训的途径和方法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人员都承认法官培训与普通法学教育有着很大差别，其突出表现在培训对象的特殊性上。法官培训的对象是法官，他们大都具有审判实践，知识结构也已相对稳定。面对这样的培训对象，传统的注入式（灌输式）教学方法存在着许多弊端。因此应积极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官培训的教学方法。在这方面，王晨光老师所介绍的“诊所式”教学法和国家法官学院赴加留学归国教师的讲座具有很大启发性。
　　根据加拿大的经验，法律教学应使用一套建立在合理的教育学理论之上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也就是要改变传统的以老师讲授为主要形式，学生只是被动的接收者的做法，强调学生的积极参与，将学生置于教学的中心，通过采用各种教学辅助手段，实现提高学生的各种技能以适应社会需要的目的。这种教学方法突出了法官培训的职业型、实践性的特点。研讨会上青年教师就“案例教学法”进行了现场演示。
　　案例教学法的教学案例主要来自司法实践，内容有客观依据，而且案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判决结论又具理论穿透力。这种来自实践的具有典型性的事实依据，是解决法官独立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础，在课堂教学中，案例教学是以列举事实案例为主线索，以对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为主要方式，让法官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讨论，以获得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因此，案例教学可以让受教育者运用理论知识来解决实践问题，从而使其在教学过程中得到实践锻炼，使知识直接转化为能力。运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可以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掘其内在智慧，提高创造力。讨论式、启发式的案例教学法，正是针对法官这一成人群体的自身特点，使法官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又提高了他们的司法工作素养。王晨光老师介绍的诊所式教学法也是突出实践性，注重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方法。
　　综合与会者的意见，法官培训中的教学方法应以知识讲授为主，但决不能使用“填鸭式”讲授，要注意激发学院的积极性、创造性，要强化实践课的比重，要注重学员的参与，尽可能多地使用案例教学法等能够激发学员参与性的方法。注重学员参与绝不是只是图课堂活跃这一表层现象，而是为了更深层次的理念的实现，为了开发学员的潜能，培养学员技能，培养学员独立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
结　论
　　本次研讨会的题目是“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讨会，但会议期间所讨论的问题却并未为题目所限制，而是在更宽的层面上对中国法官培训的现状与前景进行了探讨。最高院刑事审判庭的张军庭长对法官培训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在其报告中都有所涉及。研讨会通过对国外成功经验的介绍、学习，以期改进我们的工作，努力做好法官培训工作，积极探索中国法官培训之路。为加速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和中国法治化的进程做出贡献是每一位与会的法官培训工作者的共同心声。正如笔者在研讨会上讲过的：“从革命者所获得的地位和利益来说，革命（法学教育革命）似乎是失败了，但革命者所表现出的勇气和见识，却以被法学教育者们所认同和接受。今天我们聚在这里就中国法官培训问题进行探讨，无论其结果如何，成功与否，我们展开讨论这一事实本身，都将是对中国法官培训工作的弘扬与推进”。
　　
　　参考文献：
　　1.肖扬“加强教育培训，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在国家法官学院高、中级法院副院长进修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法律适用》2000年第5期。
　　2.曹建明“在‘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究’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3.贺卫方“培养高素质的法律家－－－日本司法研修所访问记”，《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62－376页。
　　4.张志铭“对法官培训的两个角度的思考”，载于“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究研讨会”会议资料第72－76页。
　　5.陈小君“中国法官继续教育的教学方法探讨”，载于“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究研讨会”会议资料第48－51页。
　　6.“法官培训条例”（征求意见稿），全国法院第三次教育培训工作会议文件，载于“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究研讨会”会议资料第107页。
　　7.“2001年－2005年全国法院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征求意见稿）”，全国法院第三次教育培训工作会议文件，载于“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究研讨会”会议资料。
　　(作者单位：天津海事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