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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语云，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如果非得离婚，好聚好散是最好的结局，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在民政局登记离婚即可。较坏的结果就是为离婚对簿公堂，最坏的结果是婚姻一方连与对方对簿公堂的机会都不给，恶意逃避，无限拖延。法律规定离婚案件原则上应当本人亲自出庭，下落不明和有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可以缺席审理，除此之外其他离婚案件一般不得适用缺席判决。但这条规定在实践中被滥用的案例时有发生。①一些离婚案件被告既非下落不明也非“特殊情况”，而是恶意逃避诉讼，法院该如何在原告的婚姻自由与被告的诉权之间平衡？虽然法律规定对不到庭无法查清事实的当事人可以拘传到庭，但实际工作中鲜有对离婚当事人拘传。针对上述问题，有必要明晰“下落不明”与“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适用条件，以及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离婚当事人是应拘传还是缺席审理。

　　一、离婚案件不能缺席审的原则及例外

　　（一）原则：不能缺席审理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离婚案件有诉讼代理人的，本人除不能表达意志的以外，仍应出庭。确定了离婚案件一般不能缺席审理的原则。②其法理在于：其一，离婚案件属于解除夫妻身份关系案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判决离婚的唯一标准是夫妻感情破裂，而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仅凭原告单方面陈述或者客观的证据难以证明，家庭共同存款、共同债务也难以查明。其二，离婚判决的不可逆转性。《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可见离婚案件的判决与其他一般民事案件的判决相比，在法律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判决生效后即使夫妻感情没有破裂婚姻关系也已解除，若想恢复婚姻关系必须依法定程序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复婚登记，否则离婚判决的效力不容推翻。

　　（二）例外：三种情况可以缺席审理

　　第一，《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离婚案件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一条做出了明确规定：“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诉至人民法院，只要求离婚，不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踪或死亡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达诉讼文书。”《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诉讼，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应当到庭，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除上述情况之外，其他离婚案件一般不得适用缺席判决。③

　　二、公告离婚问题多

　　（一）难题一：如何证明下落不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六条规定：下落不明是指公民离开最后住所地没有音讯的情况。目前离婚案件原告证明被告下落不明大都是依据居委会、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说明被告离开户籍所在地不知去向、无法联系，然而这样的证明方式却不无问题。第一，居委会所出证明的真实性无从保证，居委会对原、被告失去联系的时间起算、是否一直处于没有联系状态都很难精确断定。由离婚案件中有利害关系的原告向其住所地居委会申请的证明，难以保证证明的客观性。第二，居委会所出证明本身的证明力，原告未能与被告取得联系不代表其他人（如被告的亲朋好友）不知道被告的下落，“最后住所地”应当是指村级、镇级、区县级还是市级的住所地？如果是村级单位，应当是指在这个村里无人知道被告的音讯就为下落不明，如果是市级单位，则应当是这这个市的范围内无人知道被告音讯才能算下落不明。第三，离开最后住所地没有音讯持续多长时间才算下落不明？

　　（二）难题二：公告送达对被送达人要求苛刻

　　离婚案件公告送达后缺席审理的，对解除一些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其合理性深受质疑。显而易见，普通公民在人民法院报上看到离婚公告的可能性极低，人民法院报或者省级刊物非业内人士阅读者不多，即便是法院工作人员也不可能在每期的人民法院报里有意识地阅读公告，这种方式的送达几乎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对被送达人的要求过于苛刻。

　　（三）难题三：公告送达对争议实体解决无帮助

　　原告以配偶下落不明为由起诉离婚的,诉状和判决都需要公告送达,公告送达的费用往往高于一般离婚案件的案件受理费,且审查后可能判决不准离婚,当事人付出一笔数额不小的公告费用,然而公告送达对案件的审判实体内容没什么帮助,难以查明夫妻感情是否破裂，当事人负担了多于受理费数倍的公告费用又被判决不准离婚,对法律以及法院工作易生不满情绪。

　　三、“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适用少

　　（一）释义：何谓“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

　　从条文上可看出“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不包括不能表达意志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它应当是指可以正常表达意志的人基于某些特殊事由不能到庭，但何为“特殊情况”法律无直接规定。可资借鉴的是《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情形：（一）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二）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三）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四）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出庭的；（五）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

　　离婚案件中对第（一）、（二）、（四）款构成离婚当事人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的争议不大，但对第三种情形——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如外出务工能否构成“特殊情况”则有分歧。

　　（二）问题：适用少

　　实际工作中很少该款适用率很低，就本院的半年统计数据看，无一例是“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出具书面意见”的缺席审理。原因可能是，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情况很个别，一般这种情况，法院都会考虑在特殊情况解决后再次安排开庭时间，而许多被告不出庭不是因为无法出庭，而是不愿出庭。

　　四、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拘传抑或缺席审?

　　离婚案件当事人应当到庭,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导致无法查清案件事实的,应当拘传。刑罚体系中拘传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强制其到案接受讯问的一种强制措施。实际工作中几乎没有对离婚案件的当事人进行拘传的。从必要性看，拘传对人身具有一定限制，这种措施本身应当适用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如赡养、抚养案件，而离婚案件不是纯粹的负有履行义务，是否参加诉讼也是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从可行性看，如果离婚案件的被告在外地，对其耗费警力跋山涉水进行拘传，无疑会增加办案负担，可操作性差。法院以审理案件为主要职责，警力不如公安局和检察机关。无正当理由经传唤不到庭的法院能否不拘传而缺席审理?

　　五、对策

　　（一）从严把握“下落不明”和“ 特殊情况无法出庭”

　　离婚案件的缺席审理应当慎重把握，对以“下落不明”为由起诉的案件，首先从严界定“下落不明”的含义，“下落不明”应是指当事人一方失踪较长时间，另一方当事人已通知公安机关或其他机关，请求协助寻找。在多方寻找未果的情况下，才能定为“下落不明。”如果原告不能提供上述证据，其应与被告父母取得联系，由其证明被告下落不明，法院也可依职权调查取证，由被告父母证明被告下落不明比居委人、村委会出具证明真实性更高，从被告父母的表达中能更好地了解该案案情，比公告对争议的实质解决更有帮助。

　　笔者认为，特殊情况的判定可以参照证人无法出庭的情形，但是外出一般不应构成特殊情况，鉴于离婚对于当事人人身自由、财产权益、子女抚养都有极大影响，不应缺席审理。当然也应考虑外出的当事人到庭应诉的现实困难，如已出国，其参加诉讼的成本高昂，则应要求其出具书面意见表明其对是否离婚、财产分割、子女抚养问题的具体意见，进行缺席审理。

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六十八号）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促进条例



　　《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促进条例》经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12年1月12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促进条例

（2012年1月12日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社会建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根据宪法的规定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特区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活动适用本条例。本条例未作规定的，适用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三条 社会建设应当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以完善社会服务为基础，以促进公平正义为导向，以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为特色，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以法治建设为保障，实现社会的富裕安康、公平正义、活力创新、文明有序。

　　第四条 社会建设应当遵循以人为本、依法建设、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统筹兼顾、循序渐进、改革创新的基本原则。

　　第五条 市政府应当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整合基本公共服务资源，明确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标准，创新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六条 社会建设应当纳入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社会建设的总体目标、任务、要求和政策措施。

　　市政府各部门和区政府应当根据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目标和任务，编制社会建设年度计划，确定年度目标责任，保证规划的实施。

　　第七条 促进社会建设是全社会的责任，应当发挥政府、社会、公众等多方作用，形成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良好社会局面。

　　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促进社会建设的教育、宣传、推广、实施和监督工作。

　　对在社会建设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章 基本公共服务

第一节 公共教育

　　第八条 优先发展教育，合理均衡配置公共教育资源，优化教育结构，促进教育公平，构建面向全民的多层次终身教育体系。

　　市、区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

　　建立健全多渠道的学生资助制度，帮助经济困难家庭学生完成学业。

　　第九条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行义务教育学校设备设施的标准化配置和统一的日常运行经费生均拨款制度，建立学校生均拨款标准调整长效机制。

　　第十条 加大学前教育投入，促进学前教育公益性、普惠性发展。加快普通高中规划建设，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

　　加快普及学前到高中阶段教育，探索扩大免费教育范围。

　　第十一条 鼓励、引导、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保障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等的法律地位。

第二节 就业促进

　　第十二条 按照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相结合的方针，完善促进各类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扶持和规范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实现充分就业。

　　第十三条 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普惠型职业技能培训制度，鼓励支持各类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依法开展就业前培训、在职培训、再就业培训和创业培训。鼓励劳动者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

　　市、区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宣传教育形式，引导劳动者树立适应市场需求的就业观念，增强学校和用人单位的社会责任意识。

　　第十四条 建立政府主导与社会多方合作的促进创业机制，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体系，建立健全政策扶持、创业服务、创业培训相结合的工作机制，营造鼓励自主创业的社会环境。

　　第十五条 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采取多种就业形式，拓宽公益性岗位范围，开发就业岗位，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重点帮助。

第三节 收入分配与劳动者权益

　　第十六条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提高同步的长效机制。

　　按照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平等协商确定、政府监督指导的原则，建立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和增长机制。

　　探索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挂钩的长效机制，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市政府应当建立低收入群体补助和临时价格补贴与物价上涨联动机制。

　　第十七条 市、区、街道应当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第十八条 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完善集体协商机制，扩大集体合同覆盖面，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健全劳动用工信息申报和劳动关系信用征信制度，完善劳动关系预警和争议处理机制。

　　第十九条 加强劳动人事仲裁实体化建设，健全劳动人事争议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机制。

　　第二十条 市、区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工作场所职业健康监管，建立和完善职业病危害监测和预警机制。

第四节 社会保障

　　第二十一条 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原则，依法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第二十二条 依法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险体系，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补充医疗保险。

　　鼓励商业保险公司等社会机构提供与社会保险相衔接的产品和服务。

　　第二十三条 按照政府救助、社会互助和个人自助协同的原则，以特殊困难群体救助为重点，建立和完善以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以临时救助、社会互助、个人自助为补充，专项救助相配套的综合性社会救助制度。

　　第二十四条 建立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市政府应当根据经济发展、物价指数变动等因素，对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相应调整，实现最低生活保障与最低工资、失业保险等政策的衔接平衡。

　　第二十五条 完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建立以社会养老服务和残疾人、孤儿福利服务为重点的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

　　提高社会福利事业开放水平，鼓励社会资本兴办社会福利机构，实现社会福利事业投资主体多元化，推进社会福利服务社会化。

　　第二十六条 发展慈善事业，增强慈善意识，培育慈善组织。鼓励公募基金会和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联合开展募捐活动。

　　建立和完善慈善组织信息披露制度、表彰激励制度、第三方评估制度和行业自律制度。

第五节 医疗卫生

　　第二十七条 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体系，推进医疗卫生资源均衡化和医疗服务标准化，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

　　逐步提高人均公共卫生经费标准，全面普及国家和地方规定的免费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提高居民健康水平。

　　第二十八条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实行管、办分离，探索医、药分离，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鼓励、引导、规范社会力量举办医疗机构，形成和完善医疗机构举办主体多元化格局。

　　第二十九条 建立健全以社区健康服务为基础的城市医疗服务体系，提高社区健康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完善社区健康服务机构补偿机制和运行机制，推动公共医疗卫生资源向基层倾斜，推进医疗卫生资源均衡化和基本医疗服务标准化。

第六节 住房保障

　　第三十条 住房保障应当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分层次适度保障和循序渐进的原则，立足保障基本需求，重点发展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

　　市政府可以通过建设、购置、租赁等方式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

　　市政府应当完善保障性住房质量监督机制，保证保障性住房质量。

　　第三十一条 完善保障性住房租售机制，建立公平合理、公开透明的租售和监管制度，严格规范准入、退出管理和租售标准。

第七节 公共交通

　　第三十二条 实施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优化换乘中心功能和布局，提高公共交通出行分担比率，建立以轨道交通为骨架、常规公交为网络、出租车为补充、慢行交通为延伸的公共交通体系。

　　第三十三条 市政府可以根据城市交通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必要措施，合理引导机动车辆出行，控制机动车辆的过快增长。

　　推进慢行交通与公共交通的无缝接驳。鼓励和提倡非机动方式出行。

第三章 社区建设

　　第三十四条 加强社区建设，建立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实现社区党建、社区服务、社区管理、社区自治统筹发展，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第三十五条 建立和完善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居民自治组织为基础、社会组织和居民广泛参与的社区社会服务管理格局，提高社区社会服务管理能力。

　　第三十六条 加强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整合社区服务资源，制定、实施社区服务标准和规范，实现社区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提高社区服务效能。

　　第三十七条 市、区政府应当加大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建设和设施设备维护管理的资金投入力度，为社区服务和管理提供良好的硬件基础。

　　探索社区建设多渠道融资，鼓励社区成员单位参与社区建设，建立政府投入与社会投入相结合的经费保障机制和共建、共享、共用的社区公共资源管理机制。

　　第三十八条 以社区居民需求为导向，整合人口、就业、社会保障、公安、民政、卫生、文化、工会、共青团、妇联以及综治、维稳、信访等管理职能和服务资源，构建跨部门社区管理和服务平台。

　　完善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推进服务社区居民、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公共安全的工作和服务网络建设。

　　实行行政管理事项社区准入制度。

　　第三十九条 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民间运作的社区服务运行机制，构建综合性、非行政化提供的社区公共服务模式。

　　第四十条 依法加强居民委员会建设，强化居民委员会议事、监督、服务和纽带的职能，支持居民委员会依法开展自治活动。

　　探索建立和完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相互配合和支持的体制机制，鼓励符合条件的居民委员会成员与业主委员会成员通过依法选举交叉任职，探索建立物业管理与居民自我管理相结合的居民自治模式。

　　探索建立非户籍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管理和服务的机制，保障非户籍居民平等参与社区自治和管理。

　　第四十一条 培育和发展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拓展社区服务内容，提高社区服务水平。

　　第四十二条 建立和完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公职人员联系社区、服务群众制度，畅通民意反映渠道，密切党和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第四章 社会组织

　　第四十三条 按照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的方针，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支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强社会组织化解社会矛盾、提供社会服务和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

　　大力发展服务民生的公益性社会组织，支持发展符合产业导向的行业性社会组织，引导和规范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新型社会组织。

　　第四十四条 设立市社会组织工作联席会议，拟定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关政策，研究、协调社会组织发展的重大问题。

　　第四十五条 推进行业管理与协调、社会微观事务服务与管理、技术和市场服务等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依法向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转移。

　　市、区政府应当制定并公布年度转移社会服务与管理事项目录。

　　第四十六条 市政府应当建立以项目为导向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设立购买服务项目库。建立公开、透明的公共服务购买流程和购买服务的绩效评估体系。

　　第四十七条 建立社会组织评估机制，完善评估指标体系，开展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社会组织评估结果应当作为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购买服务的重要依据。

　　第四十八条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社会组织建设。对社会资本投入社会养老、残疾人康复等基本民生服务领域的，应当给予必要的资金扶持和政策优惠。

　　第四十九条 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市政府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部门应当制定资金管理制度、年度检查制度、查处退出制度等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和活动准则。

　　市政府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社会组织登记与监管信息系统和服务信息网络，形成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部门、业务指导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工作交流和协同监管机制。

　　第五十条 深化社会组织登记体制改革，细化分类登记标准，简化登记手续，逐步扩大社会组织直接申请登记的范围。

　　探索实行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文娱类、科技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

　　符合规定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的设立实行备案管理。

　　第五十一条 市政府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部门应当指导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民主管理、诚信执业、信息公开、公平竞争、奖励惩戒等机制，提高社会组织自律能力和社会公信力。

　　第五十二条 市政府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部门应当建立社会组织信息披露平台和诚信记录档案。社会组织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应当载入诚信记录，并向社会公布。

　　第五十三条 社会组织接受境内外捐赠、资助的，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开。

　　第五十四条 推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育体系构建工程，探索建立学历教育、专业培训、知识普及相结合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职业化、专业化建设。

　　完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登记注册、资格聘任、绩效评估、奖惩晋升为主要内容的职业评价制度，建立健全职业规范和从业标准。

　　拓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领域和发展空间，重点在社区、公益服务类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开发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岗位。

　　第五十五条 鼓励开展志愿者服务研究与培训，拓宽志愿服务领域，创新志愿服务方式，促进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推动志愿服务事业发展。

　　支持组建专业志愿服务队伍。鼓励本市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建立志愿服务队伍，推动社会共同参与志愿服务。

　　推动建立志愿者服务评价、激励机制。

第五章 社会管理创新

　　第五十六条 推进社会管理理念、制度、体制、机制、方法创新，构建源头治理、动态协调和应急处置相互衔接、相互支撑的社会管理机制，建立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第五十七条 科学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有序扩大户籍人口比重，通过产业、人口、空间三方联动，强化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业态调控，促进人口合理分布。

　　第五十八条 市政府应当建立覆盖全部实有人口的动态管理体系，推进和完善居住证制度和非户籍人口积分入户制度，促进社会融入和生活融合。

　　第五十九条 加强出租屋管理，完善信息采集、租赁登记备案、出租屋隐患问题通报处理反馈制度，强化租赁市场执法，完善房屋编码和出租屋分类管理系统，推进工作机制、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创新，推进出租屋管理与实有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紧密结合。

　　第六十条 制定和完善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刑事被害人、流动精神障碍患者等特殊人群管理服务政策，建立健全对特殊人群的社会关怀帮扶体系。

　　第六十一条 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创新社会治安、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建立和完善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强化社会治安评估分析制度，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

　　建立和完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推行农产品质量安全产地准出、市场准入和信息追溯制度。

　　实行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高公众安全意识。

　　完善突发事件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推进应急技术平台建设。发生公共卫生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公布相关信息。

　　第六十二条 探索、创新信访维稳工作机制，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建立和完善区、街道、社区综治信访维稳工作平台，提高基层社会管理效能。

　　鼓励发展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推广诉前调解和审前调解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工作机制。

　　建立和完善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在企业改制、征地拆迁、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作出重大决策时应当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应当纳入综合治理考评体系。

　　第六十三条 按照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原则，促进信息网络健康发展，构建文明和谐、活力有序的网络虚拟社会。

　　本市国家机关应当建立和完善网络发言人和新闻发布制度、网络民意收集和反馈制度，推进网络政务建设。

　　第六十四条 按照职责法定、运作独立、决策民主、执行高效、监管到位的原则，推进法定机构改革。

　　在具有专业性、行业性特点的社会管理服务领域率先探索设立法定机构。

第六章 促进和保障

　　第六十五条 市、区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协调机构负责研究制定社会建设工作规划，完善社会建设政策体系，协调解决社会建设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加强社会建设工作督促检查和考核奖惩，落实社会建设工作责任制。

　　第六十六条 市政府应当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规划，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依法推进社会建设。

　　第六十七条 市、区政府应当推进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和登记项目法定化工作，建立健全行政审批、行政服务项目管理系统，实行行政审批、服务事项目录化管理。

　　建立和完善网上审批平台，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

　　第六十八条 市政府应当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推进依法行政，按照便民高效、制约有效的原则，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加快社会领域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进程，推动行政执法重心下移。

　　市、区政府应当在每年第一季度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依法行政工作情况。

　　第六十九条 建立和完善社会建设考核指标体系。社会建设工作实绩应当作为公务员考核和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市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提高行政机关依法解决社会问题、加强社会管理、推进社会建设的能力和水平，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建设法治环境。

　　第七十条 加强信息化建设，以信息技术提高社会服务管理水平和社会整体运行效率。

　　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建立覆盖全业务、全流程的电子政务体系，增强政务网站的公共服务功能，扩大政务信息公开，提高在线服务能力。

　　完善政务信息资源交换共享平台，建立全市统一的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和交换体系，促进跨部门跨区域业务协同和公共服务一体化。

　　第七十一条 在社区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以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引领和推动社会服务管理全覆盖。

　　社区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和资源保障。

　　第七十二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应当加强自身改革和建设，提高组织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能力，做好直接服务群众工作。

　　第七十三条 建立社会建设公众参与机制，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组织和引导公众依法理性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社会建设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应当征求和听取公众的意见、建议，增强社会建设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第七十四条 建立健全社会安抚关怀机制，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关爱行动。

　　规范和发展专业心理服务机构，向社会提供心理咨询和心理救助服务。

　　建立健全事故灾难、突发事件心理干预机制和公众情绪评估预警机制，疏导社会情绪，平衡社会心理。

　　第七十五条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推进现代法治文化建设，倡导文明诚信守法理念。

　　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开展多种形式的公民思想道德教育活动，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廉洁的基本道德规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完善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自律与他律相互补充和促进的运行机制，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引导和规范公民的行为。

　　探索建立市民荣誉表彰制度。

　　第七十六条 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体系和行为规范，营造重信誉、守信用、讲信义的良好社会环境。加强社会信用管理，强化守信鼓励和失信惩戒。

　　加强政府诚信建设，提高施政公信力和运作透明度。

　　加强企业诚信建设，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档案和企业信用系统，推动各类企业诚实纳税、守法经营。

　　加强个人诚信建设，逐步建立个人诚信数据库，教育引导公民自觉遵守社会行为规范。

第七章 附 则

　　第七十七条 本市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制定和完善推进社会建设的各项法规、规章和制度。

　　第七十八条 本条例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