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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多元化的调整机制中，法律与道德原本是两套相辅相成的规范体系，但当道德规范乏力并引发法律纠纷时，围绕两者的纠葛就变得错综复杂。近年来，在媒体带着良知冲动的捕捉下，一些道德个案反复被放大，司法对此类案件的介入不断成为焦点。尤其是在网络背景下，一些刺激公众道德神经的案件，激起众多网民满腔道德热血，于网络空间打造自己的正义江湖，混杂中难免充斥着真假莫辨、是非难分的乱象，给司法系统带来较大压力。

面对道德失范带来的纠纷，正式的法律制度显得那么笨拙，按照司法客观规律给出的裁判结果，常常距离公共舆论的期待十万八千里。实践中，法官或是恪守法律规则而与道德机制发生冲突，或是屈服道德压力而与法治戒律相违背，而公共舆论希冀的法律与道德“双赢”的结果，有时在个别案件中会得到耦合;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司法的结果很难满足公众的道德期许，便召来质疑声声，道德与司法公信力出现双重损耗。

在我看来，司法介入道德案件，一开始就容易陷入真相难以还原的困局。法官断案，虽然讲求“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此“事实”非彼“事实”，它不能像电影回放那样去重新再现，而只能立足现有证据予以合理推定。也就是说，司法所认定的事实向来只是建立在证据链上的法律事实，而非公众期待的客观事实。这便存在两种假定可能:一是司法基于证据认定的事实符合客观事实，判决结果自然不存争议;但道德案件更多的属于另一种情形，司法机关很难掌握到全部的事实证据，此时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证据优势作出裁判，一旦与之前公共舆论占据的道德制高点相违背，就会发生激烈的冲突。

化解道德案件中的道德与法律冲突，司法尤其需要按逻辑出牌，既不能受到道德压力而失去客观中立立场，又不能面对质疑而固步自封、无所作为。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准确判断、合理认定证据材料，严格依照证据的证明力标准进行法律推断，理性分析道德案件的事实真相，在此基础上公平划分法律责任;与此同时，还要勇于向社会展示判决的推理逻辑，让公平正义得到清晰的展现。

遗憾的是，不谙法律内理的普通民众，总喜欢“以结果论英雄”，在见识了身边诸多的道德缺失现象后，期待着法律能够辅助道德“一臂之力”。例如，当我们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小偷被追死亡”的关键词时，不断弹出的案例和网络评论足以说明，法律在面对道德伸张时更多的是尴尬。这些案例中，追赶者有被判过失致人死亡的，有被判有罪但免予处罚的，也有被判故意杀人罪的，当然也有被判无罪的。但大凡只要是定了罪的，舆论传播和网络评论中总少不了“见义勇为难道有错吗”之类的质疑，至于案件报道中所并未呈现出的客观事实，以及被司法消极性所自持的法律事实，道德评判主体则很少关注到，于是留下了一个关于生命权利与见义勇为的道德与法理的无止辨析。

那么，讨论这样的辩题有没有意义呢?当然有，无论是历史上的引儒入法，还是现实中的情法并举，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不可能偏执于一方。只是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系统赖以存系的根本是捍卫法律的尊严，而不在于拯救道德的滑落。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关注道德案件的焦点就不再首先是司法结果是否合乎道德期待，而应是法官的判决是否合乎法律逻辑。

在更多时候，法官的判断是需要建立在严格的法律推理基础上。每个案件都如同是一片“绿叶”，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将“脉络”不同的案件都贴上“见义勇为”这样的格式化标签，忽略案件背后的种种差异，而单纯追求道德的伸张，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既辅助不了道德，还破坏了法律的原则。而如何将个案中的推理“脉络”展现出来，乃是一门很重要的司法学问，其中的先决条件，便是必要的司法公开，当判决受到朴素正义感的公众质疑时，拿出证据链条展示判决的严密逻辑，就成为化解误读与隔膜的关键。

当然，在理解公众道德焦虑的同时，也要求公众形成理性的司法观。我们不能因为案件结果合乎最后的事实而欢呼雀跃，也不能以事后真相的发掘而否认当初司法的正当。任何一起案件的裁判，只能立足于当时的证据基础，即便这是人类理性的局限所在。大众舆论对司法的评判，不应以“事后诸葛”的心态去否定司法正当，要知道，法治的理性并不是仰仗司法去还原真相，而是强调司法按逻辑规则出牌。在纠结着道德与法律的道路上，借助道德案件理清法治的律条，于传统观念中生长出理性思维，也是一种难得的法治教化。这样，我们才能在法治的道路上找到道德与法律的理性交汇点，最终步入理性的公民社会。
　　1977年的《美国冲突法重述》第70条至第73条之规定：
配偶双方的住所均在其境内的州，有权就配偶双方的离婚行使司法管辖权。（第70条）

配偶一方的住所地州有权就配偶双方离婚行使司法管辖权。（第71条）

配偶任何一方在其领土上均无住所的州与配偶一方有联系，如该州基于此种联系解除双方婚姻是合理的，该州即有权对离婚行使司法管辖权。（第72条）

　　上述三条规定可以作以下的规定：

①夫妻双方均有住所的州；

②夫妻一方住所的州；

③夫妻双方在其领土均无住所的州，但与该州"有联系"且依此联系的解除双方婚姻是合理的。

　　据温特劳布在《冲突法评论》一书中指出，自1942年Williams诉North Carolina一案以后，美国即确立了离婚诉讼的原告人于诉讼提出时没有住所的州享有管辖权的原则，而且只要该原告人一方的住所在该州即可，即使结婚未在该州举行，且双方从未以夫妻身份生活在该州，作为离婚原因的事实也未发生在该州，配偶他方亦未出庭应诉，且无其他对未出庭一方有行使对人管辖权（personam jurlsdiction）的根据，都不妨碍这种管辖权的行使（只要给未出庭一方合法送达了传票且向他提供了出庭应诉的机会）。

　　美国各州司法权独立，从19世纪起，各州相互承认女方可以单独设立住所，这是与英国的"住所从夫"规定有迥然不同的区别。

　　各州对"住所"的发生时间也有不同的规定，如内华达州与阿拉斯加州规定，只要夫妻在该州境内居住满6个星期，视为在该州有"居所"，该州法院对离婚案件即享有管辖权。

　　美国是属于英美法系的国家，判例是作为判决的依据，在较著名的Williamsv.north Carolina等案件中，可以说是对美国离婚管辖权作了如下的补充。

　　第一、非当事人住所地法院所作出的离婚判决，对未出庭也不属于该法院管辖权下之缺席配偶无拘束力。此原则可防止配偶之一方，于非住所地法院获得有效的片面离婚判决。

第二、请求离婚配偶的住所地法院所为离婚判决有效，且此判决应受他州法院之承认。

第三、倘若缺席配偶因出庭（诉讼代理人代理亦可）、提出答辩状等参加离婚诉讼程序时，则离婚判决有拘束力亦有效，必须为他州法院所承认。

第四、离婚管辖权与基于婚姻而生扶养义务管辖权不同。婚姻当事人任何一方之住所地法院有离婚管辖权，其他州基于充分信任的条款，即不得再认为被为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