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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证据

2000年10月20日 16:28 刘星

清朝道光年间，有一官员叫邓廷桢。邓廷桢名震四海。因为，他曾和林则徐一起同英国人打过鸦片战争。史书对此夸过两句。邓大人是嘉庆进士，为官精明，细中有细，办案子也是口碑极好。

邓廷桢曾作过西安知府。以今人眼光来看，知府一类的官员，在工作上可称作“万金油儿”。大凡辖内之事，均要过问。这是职责。审案断狱就更不用说了，根本就是不能不管。作为知府的邓廷桢，审过一个案子。

此案为砒霜毒杀。原来，当时汉中兵营里有个叫郑魁的士兵，被控谋杀。证据显示：他把砒霜放入了一个馒头里；馒头被人吃了；吃的人最后一命呜呼。证据除砒霜、验尸报告之外，就是三个证人证言了。证人有卖砒霜者、卖馒头者，另外一个是卖者二人的邻居妇人。

邓廷桢开始时对其他证据没啥疑问，惟独觉得卖馒头者和邻居妇人的证言，暗藏蹊跷。他在琢磨，这卖馒头是种生意，此等生意为薄利买卖，一定要多些人来关照才能维持下去。这人一多，卖者怎能记住“买者买了几个馒头”，“具体何时光顾”，“一日有多少人向其递过银两”，以及“每个买者具体相貌”之类的问题。

就这样，卖馒头者和邻居妇人被传到了官府。两人一进衙门，邓廷桢便开门见山，径直讯问：“卖馒头的，你一天下来卖多少馒头？”卖馒头者说：“回大人话，一天下来至少二三百个。”邓廷桢又问：“买馒头的平均一次买几个？”回答是：“三四个。”邓大人自言自语道：“这么说来，你这一天，多少也要遇上百来号顾客了。”回音儿跟着出来：“那还用说。”

邓廷桢趁势追问：“这百来号人的样子、姓名、买馒头的时间，你能记清楚？”卖馒头者想都没想，回答：“自然是不行，大人您才有这本事。”邓廷桢瞪了那人一眼，喝道：“既然如此，那你为何独独记下郑魁在某日买下你的馒头？！”卖馒头者傻了，半晌儿答不出话来。最后，他照实招了：是县衙门为了破案，要他这么说的。一问那邻居妇人，情形也是差不多。

回头再瞧验尸报告，上面仅说：死者嘴唇发青。再仔细解剖尸体，查明死者死于狂犬病。这病也会使死者嘴唇发青。原来，死者的确和郑魁斗过嘴儿，不过，郑魁买砒霜是为了毒死小老鼠。至此，案情清晰了。

案子审得算是不错。邓廷桢为自己光荣历史也添上了一段佳话。

只是，我们这里更为关心这样一种现象：在刑案审判中不断追问证据。国人在刑案审判中，对证据的态度，往往像侦查破案那样，力求向证明犯罪成立的方向使劲儿，并不经常怀疑追问证据，除非遇到了特别意外的情形。因为，国人容易具有这样的观念：刑案审判，是国家对付犯罪的手段，国家利益第一，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第二，而且，那权利甚至可能是不重要的。

邓廷桢的审案方式，便是反向怀疑追问证据。换个说法，已经有许多证据搁在那儿了，但是，判官应该不断设置疑问、排除疑问，反复推进，……直至证据无法怀疑了，再定罪。这样一种方式的背后观念，是重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起码，并不认为国家利益一定时时处处都在个人权利之上。虽说那阵儿的邓大人脑袋里没有“权利”的词汇，可类似的意思，却是有的。

说来，不少“洋鬼子”对刑案证据的态度，大体和邓大人的差不多。就是那会儿的英国人，也是这般。在刑案审判中，英国人不仅有法官，还有一窝陪审团。这些角色的基本任务，就是不断设置怀疑、排除怀疑，反复推进，将证据打破砂锅问到底。只要有点疑问，便不定罪。直到没有怀疑了，才把嫌疑人定为罪犯，打进大牢，或者送入阴间。

邓廷桢式的“追问证据”，没有流传开来。个中原因，蛮复杂。而且，有时的确难说这样追问证据就一定是不错的断案方式。社会太乱，犯罪丛生，邪恶之火难以抑制，便需要基本证据确凿即可定案的审判方式。打破砂锅问到底，是耽误工夫。但是，“追问证据”有时是有意义的，毫无疑问。


法治功能的二重性

2000年10月18日 01:41 郝铁川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在我国，现代法治的功能和作用应具有鲜明的二重性：一是忠实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反映人民的根本意志；二是努力改造人民群众中的某些落后意志。目前，学术界对前者论述甚详，而对后一种功能则语焉不详。
　　人民群众中有无落后意志？答案是明确的：有！刘少奇同志讲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的一段有趣往事，提出了这一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在几万工人中，有绝对无限的信仰，工人工作、生活大改善，地位大加提高，人皆称工人为‘万岁’。工会有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器，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即使这样，工人还是不满足，还要更前进：（一）要求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了；（二）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减至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一半；（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和工程；（四）工人要扩大工会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人范围的琐事。”刘少奇同志认为，“工人们的这种做法显然是一种落后意识支配的错误行为。为了忠实于工人长期的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在工人中解释不清，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工人早下班。结果工人和阻止下班的纠察队发生冲突。李立三亲自去阻止工人下班，工人要打他，逼得他痛哭流涕离开矿山。我批评工人不要过分，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气得我很难受，正当我与工人产生裂痕时，敌人进攻，准备武力解散工会。我们立即与工人在一起，动员工人抵御了这种进攻，工人完全胜利。然而问题还是如此。”李立三、刘少奇明明是代表工人们的根本、长期利益的，但却不被工人们理解、接受，反被工人们打骂。这说明工人阶级的意志中并非全都是科学、理性的，阶级性并非简单地等同于先进性。
　　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今年9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亚太峰会期间的反对全球化的大规模抗议示威令人惊心动魄。示威者人数头一天就近万人，第二天则超过万人。这点人在澳大利亚就算不少了，因为它总共只有1900万人口。据说，自从70年代反越战示威以来，澳大利亚人还没有见过这么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更令人注意的是，示威不是由哪个政党策划、组织的，而是由几个活跃分子在因特网上建了个网页，网址是www.sll．org。示威的总部被称为SLL，一切反对全球化的人都集聚于此。有社会民权主义者，有环保活动分子，还有青年学生。SLL封锁会场，不许代表进去，进而阻止会议召开。他们大都是低收入者，是在新经济浪潮冲击下失去了一些什么的人。因此，有人称这次是“草根抗议”。所谓“草根”，也就是社会底层人物的形象说法。
　　然而，这些“草根”们无法理解，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潮涨潮落是市场经济的天然产物。生产力发展到今天这种水平，它是一定要到来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认为挡住了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峰会的代表，就挡住了全球化，那太幼稚可笑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这些事实启示我们，第一，过去我们只强调法律要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反映人民的要求还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分析：人民的意志和要求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列宁说过，千百年来人们所形成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如果把习惯势力的落后要求上升为法律，那就是“恶法治国”，后患无穷。第二，过去我们只强调法律体现的是多数人的意志和反映的是多数人的要求。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情况，但也不能不承认，法律体现的也可能是先进的意志和要求，以改造某些落后意志。例如，如果不恰当地通过全民公决来决定是否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这在农民占总人口中绝对多数的今天，未必就能顺利通过。“多子多福”是农民的传统观念，经济愈不发达，这一观念就愈顽固。虽然计划生育最终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但一些农民眼下未必能意识到和愉快地接受。因此，法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先进意志对特定情况下多数人的某些落后意志加以改造的活动。当然,经过这一改造，先进意志最终又变成了多数人乃至全体人民的意志。但不承认法治改造人民群众某些落后意志的功能，显然是不实事求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