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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 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和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通知

安委办明电〔2012〕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委员会，各有关中央企业：

2012年5月19日8时30分左右，湖南省株州市炎陵县境内中铁三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炎汝（炎陵至汝城）高速公路第十三合同段，一辆运送炸药和雷管（共240千克）的低速载货汽车，在八面山隧道内发生爆炸，造成20人死亡、2人受伤。

5月19日0时15分，一辆个人所有的车牌号为鲁GKA068的长安牌面包车（核载8人），载12名施工工人从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返回潍坊市区，在潍坊市潍城区宝通街拥军路路口西侧500米处，与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潍坊水泥厂的一辆无牌重型货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10人死亡、2人受伤。

依据有关规定，国务院安委会已对上述两起事故的查处实行挂牌督办，查处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以上两起事故不仅暴露出部分建筑施工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混乱、机动车无牌无证、违法超员，也暴露出一些地方、部门在建筑施工和道路交通领域“打非治违”和安全监管工作中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

事故发生后，国务院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地区要高度重视，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排查治理安全隐患，强化管理，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和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建筑施工和道路交通重大事故的发生，现提出以下要求：

一、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督促企业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特别是对各种运输车辆、通勤班车等要制定专项管理办法，加强日常安全管理，采取措施、落实责任、强化工作。要严禁临时租用非营运的社会车辆（船舶等）用于运送工人、材料和民爆物品等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杜绝人货混装等违规现象，确保施工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要加强对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切实提高其安全生产意识和操作技能，坚决杜绝各类事故尤其是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二、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切实加强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集中开展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12〕10号）要求，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从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销售、购买、运输、使用和储存等各个环节，认真制定专项安全生产监管措施，加强领导、完善制度、落实责任、强化监督，确保各项安全保卫措施贯彻到底、落实到位。特别是要督促建设工程施工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加强对炸药库房内的火工品管理和周边环境的安全保卫工作。要严格执行《关于加强民爆生产销售企业所属运输车辆安全管理的通知》（工信厅安函〔2011〕887号）的各项要求，杜绝使用不符合要求的非专用车辆运送炸药、雷管等火工品，严禁炸药和雷管混装、散装及载客运输。

三、严格路面执法，下大气力解决突出问题。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优化执法力量部署，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严厉打击机动车无牌无证营运行为。要立即采取源头治理、联合执法等综合措施，建立部门、区域联勤联动机制，对单位、企业、个人7座以上自用客车进行严格排查，严格执行7座以上客车“逢车必查”制度，严查车况、驾驶人资质，了解掌握日常主要用途，对存在车况不良、驾驶人不具备资质非法营运的，要依法严肃处理并督促整改落实。

四、严格事故查处，用事故教训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重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的规定，坚持“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认真组织开展事故调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处理结果。同时，要加大对重特大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督促有关地方、部门和企业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深入持久、全面彻底地排查治理各类隐患，切实用事故教训推动安全生产工作。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日





“变法家”的法学成就 ——关于《梁启超法学文集》

范忠信

　 编者按：我们已走进一个新的世纪，虽然广播、电视、网络各种媒体的各种信息滚滚而来已令人目不暇接，但这丝毫不能降低书籍的独特价值，书籍是知识的海洋，是传承人类文明的载体。在我们将目光投注在我国法学图书上之时，我们由衷地感叹如今的法学书籍已经是林林总总、异彩纷呈，其中有国外法学名家的译本、有先哲前贤的文集、有大批中青年法学专家、学者呕心沥血的著作。这些智慧的结晶反映了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它们不仅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也为广大民众法律知识的提高奉献了宝贵的精神食粮。有鉴于此，我们推出“读书”专版向读者介绍我国2000年新出版的几部法学书籍。当然这些书籍虽都精彩绝伦，但并不能代表2000年新出版的优秀法学图书之全部。我们欢迎广大读者向本报推荐所有法学方面的好书名作，我们将定期刊出，使这些精品从书架楼阁真正走向每一个人的心灵。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名人。他之所以“暴得大名”，似乎不是因为学术成就，而是因为“戊戌变法”，至少在一般公众看来如此，可以说，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梁启超是“变法家”。“变法家”要做的事情，是要改变国家的某些重要章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改革体制。要改变旧的章法，确立新的章法，变法家们当然须先有“成法”在胸，他们当然会对法律乃至法学的重大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会有新法或新制的设计构思。本着这样的基本认识，我在十几年前就注意梁启超的法学成就。终于在1998年，即“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我编选了《梁启超法学文选》一书。这本书只是从梁启超的一百多篇法学文章里精选出十篇长文编成的，叫“文选”恰如其分，出版时不知何故改成了“文集”。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国难空前、剧变空前之际，在旧学术迅速式微、新学术一切草创之际，一个涉猎如此广阔的法学学术领域———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国际法学，并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除梁启超以外，并世无第二人。收入本文集的宪法学论文最多，其中《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各国宪法异同论》都是万言长文。在这些著作中，梁氏首次全面系统地对各国宪法的体例结构、各国国会组织及职权、各国议会选举制度等等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其研究对象几乎包括当时全球已确立宪法制度的各主要国家，如美、英、德、法、日、意、奥、荷、比、瑞、西、葡等。这些研究奠定了梁氏作为中国宪法学开山鼻祖的地位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民国时代再版率最高而今天的几家出版社仍欲再版的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比较宪法》（王世杰、钱端升著）一书，就明显受到梁启超的巨大影响。

　 收入文集的法理、法史文章有《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论立法权》及介绍孟德斯鸠、边沁、伯伦知理（布伦奇里）学说的文章等。这些文章无疑也代表着当时中国法理、法史学术最高水平，因为直到今天海峡两岸出版的法理、法史著作还没有总体上证明梁氏的主要论断站不住脚，很多人仍在坚持梁氏的一些论断。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法理学说史的评价，梁氏把百家争鸣及以后继承者的分歧认定为“放任主义”（道家）、“人治主义”（儒墨）与“法治主义”、“国家主义”（法家）的斗争；二是把中国古代的“则天”、“法自然”思想认定为“自然法”思想；三是把中国古代法典认定为诸种法律混合而不区分法律部门的法典。

　 作为“变法家”，梁启超对中国法学的如此巨大贡献，除了天纵多才的因素以外，主要源于他与中国古来变法家的三大差别。第一，是在野的变法家。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并没有参与变法的关键决策和执行。这比起李悝、商鞅、李斯、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张居正、沈家本等变法家的位高权重情形来，实有天壤之别。因为这种在野性，所以我觉得他更像一个法学家，正如古罗马的法学家们一般。因为在野，所以受当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羁绊较少，比较能放纵学术思路的驰骋。第二，他是学问型的变法家。历史上的变法家，除了他们主张的法律改革方案及理由说明外，似乎没有多留下什么。梁启超则不然。他是中国古来变法家中“学者味”最浓的一位，其学术特别是法学学术方面的贡献，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他在“百日维新”中所实际起的作用，其造成的历史影响也将超过他作为“变法家”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民主法治启蒙教育方面。第三，他是接受了西方新学术思想的变法家。中国古来变法家，无论多么高明，其变法思路，其思想养分，均不过来自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儒家法家思想，都不过是在自家的古董库里找依据和资源。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是最早从异域文化中寻找依据和资源的变法家。这决定了他的思想和学术成就的“超前性”。这也是他的思想学说后来长期被人们信奉的原因。